“读《飞腾意马到天涯悼念世纪诗翁臧克家》有感”
关于大诗人等和张同吾先生的讨论
2004年2月5日,世纪诗人臧克家与世长辞,举国怀念,报纸纷纷发表悼词。 齐声称颂臧老是五四以来革命新诗的泰斗,高度赞扬臧老的诗品和人品,读后造福人间,造福诗深。 但是,读了张同吾老师的悼词《飞腾意马到天涯悼念世纪诗翁臧克家》,见2004年2月18日《中华读书报》)有些观点不一样。 谈谈看法,和张先生讨论。
张先生对臧老的诗作作了概括评论后,写道: 毫不夸张地说,臧克家与郭沫若、闻一多、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穆旦、冯至、卞之林等大诗人一起,用他们的优秀作品陶冶了几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影响了几代中国诗人的成长。 读到这里,徐志摩、戴望舒是大诗人吗? 他们俩和臧老等大诗人齐名吗? 诗人以什么为基准? 这几个问号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诗界和崛起论者之间的争论。 在论战中,与崛起论者徐、戴的炒作相比,许多诗人、评论家对这两位老师进行了评论。 臧老愤愤地说:“二十年代的李金发,三十年代的‘ 现代派与‘ 新月派受到鲁迅、陈毅同志等革命作家的批评。 它们与革命文艺战线对决,幽灵不散,又成为今天崇拜的偶像,历史真的会逆转吗? ! 黄河真的会逆流吗? ! 《诗刊》1981年第2期第51页(与革命文艺战线对决的诗人是哪个大诗人? 他们能和革命大诗人为伍吗? 田中说。 “现在有些人过分尊敬徐志摩的哪个人? 我读过好几次他的代表作。 《再别康桥》是不是觉得除了一点音韵之外什么都没有呢? 当然有。 那是他的唯心世界观,郑重地说,那是旁观者,是老田园的老爷,绝不把他叫做‘ 变成宝贝。 写一点与人民无关的事。 写与人民有关的事的诗人,能算是大诗人吗? 程代熙同志说,有些人千方百计缩小鲁迅、郭沫若、茅盾所代表的革命文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现代派、新月派及第三种人的批判和斗争的历史意义,甚至将后者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也有将徐志摩和戴望舒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两面旗帜的人力图。 我认为过去出版的文学史对这两位诗人的评价有不妥当的地方,也有过分否定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总的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诗刊) 1983年第11期第43页)过去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还要将他们誉为伟大的诗人呢? 岩同志在批评勃兴论者全面否定五四以来革命诗以前流传的所谓新诗六十年空的对白时,引用了他们的暴论。 中国只有三位半诗人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和一半何其芳(我们尊敬的前辈诗人、老师何其芳仍被他们称为一半,同时是参加革命前的一半。 (《诗刊》1983年12期47页) )崛起论者不仅将徐、加冕登上了顶点,还清晰地分为革命和不参加革命的诗人。 他们把何其芳同志分成两半,只不过是他参加革命前的一半! 关于徐、戴,科姆同志评论说:“有写《偶然》的徐志摩,他只表达个人感伤,但有一定审美价值,还有徐志摩,他写的是资产阶级低级庸俗的情绪《别扭曲我,好痛》。” 也有完全背离人民,辱骂我国劳动人民的徐志摩。 前期表达个人哀愁,但审美价值较高的《雨巷》、《烦恼》戴望舒; 也有戴望舒在后期向往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寄予无限的热望,写下了《我缺失的手掌》。 很遗憾,望舒同志因在敌人监狱里受苦,无暇为新中国放声歌唱,早早去世… … (同上第53页)世界上有远离人民,辱骂人民的大诗人吗? 只向往革命而不建树,能算是大诗人吗?
从以上各位的评论可以看出,无论徐、戴二人怎么捧,他们都不够大诗人。 大诗人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同命运。 他人和诗必须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 人是革命战士,诗是革命的号角。 他的歌振奋人,战时鼓动冲锋,平时陶冶人的情操,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为民族歌唱。 古今中外的大诗人,不如说是这样吧。 吟诵与人民、国家、民族完全无关的个人感伤、哀愁的小曲,把与人民背离、谩骂人民、与革命文艺战线对立的诗人捧为大诗人,是对人民和历史的反叛。
臧老等大诗人的优秀作品几代陶冶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几代人影响了中国人的诗学观念,几代人滋养了中国诗人的成长。 我和张先生有同感,但徐、戴的诗作不能和臧老等作品同日而语。 臧老等审美情趣积极,他们的情趣感伤颓废消极; 臧老等诗学观念是唯物主义的、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的诗学观念是唯心主义的、不革命的、与人民对立的,不能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念相提并论。 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还是将来,只要立志为人民、为民族歌唱的诗人,就不应该接受他们的陶冶、影响、滋养,一旦接受,就一定要远离人民、远离民族、远离时代的邪道。 确实有人喜欢受他们的陶冶、影响和滋养。 那是二十年前崛起的诗群,是今天五颜六色的现代主义。 徐、载不仅不能与臧老等大诗人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其他革命和进步的诗人相提并论。 尹在勤同志指出,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革命进步的诗人,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他们都是真心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歌唱的。 他们在唱真相。 他们的哪部作品,是什么样的害怕革命,逃避革命,甚至对抗革命的诗人的作品无法比拟的,不可同日而语。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无论在艺术上多么精湛,在文案上都不可与上述作品相比。 戴望舒后来写《我用残缺的手掌》,也正是因为他从逃避革命的雨巷中走出来,受到革命的启发,自觉或无意识地否定了自己前期的某些见解。 (诗刊1984年第一期第51页。 对历史人物的赞扬,不能不看他历史上所做的事。 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他做了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 没有革命和不革命的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必须以对人民的态度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有是非界限。
二十多年前崛起论者捧起徐、戴天,其实也不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陶冶、影响、滋养,而是为了利用他们。 文革后,崛起论者从西方拾起现代主义,否认五四以来的革命诗以前流传。 他们要填补六十年诗(/(/K0 ) )的空白,就需要继承新月派和现代派这两个中国现代的萌芽。 于是,将新月派的支柱徐志摩和现代派的代表戴望舒奉为中国现代主义的旗帜和偶像,强势炒作。 另外,还有台湾岛,胡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等被誉为新诗的功臣。 把我们的革命诗人称为罪人。 (参见尹在勤《回答崛起论的挑战》诗刊1984年第一期49-50页。 就这样,徐,两个人耍了一会儿威名。 从此,两人威名臧老的话,幽灵不散。 即使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崇拜那座礼。 写到这里不能不问问张先生。 20多年前,崛起论者徐而戴之,在中国推行西方现代主义,为了紧跟当时的新月派和现代派,为什么要把他们抬上大诗人的地位? 你不认为在纪念臧老的悼词中把他们和臧老并列在一起是违背臧老的人品和诗品的吗? 你不觉得是对臧老的污秽吗?
张先生具体解释了臧老后世流传的“老马”,他说:“这首诗永恒的艺术魅力,并不像以往评论家称赞的那样揭示了阶级矛盾,其本质意义表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诗人臧克家以其独特的艺术发现和形象彰显了人类不公正的 张先生承认,这首诗揭示了人类不公正的悲伤,但这首人类不公正的悲伤是怎么引起的? 《老马》描写了旧社会灾难深重中的农民形象,农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 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造成的,这首诗表明阶级矛盾是其本质意义。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揭示了阶级矛盾,否定了它,揭示了阶级矛盾,就失去了这首诗的历史意义。 阶级斗争,一点阶级胜利,一点阶级消失,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用这种观点评论这首诗的评论家是对的,而且只有用这种观点评论这首诗,才能弄清它的本质。 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是客观存在,不可否定。 请不要否定过去。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
接着,张先生对1956年写的《海边杂诗》进行了评论。 星星像海浪拍打般闪耀,却真实地再现了时代的感情。 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诗仿佛从非诗因素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与智慧拥抱闪耀火花。 请问真正意义上的诗是什么诗? 诗以外的要素是什么? 现在,一些作家和诗人极力回避政治,这是诗以外的要素指的是政治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诗不能脱离政治。
关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6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已经确定,并进行了透彻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下。 当今世界,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为了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文艺从属于政治,相反会给政治带来伟大的影响。 我们的要求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文案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文案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多么进步,都没有力量。 因此,我们也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也就是所谓的‘ 口号式的倾向。 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是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 这六十多年来,革命进步的老作家、老诗人都认真领会了这一核心精神,并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中,写出了被各族人民所吸引,振奋各族人民的作品,反作用于政治,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以及随着未来时代进步的革命进步的作家、诗人,在应该发扬老作家、老诗人的荣誉之前就被传诵了。 文革后,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两个方向,不再提出文艺从政的口号。 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刻而确定的说明。 我们对于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 这加剧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 多次‘ 双百方针与‘ 三不主义不断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文艺横加修饰的理论根据,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对文艺的迅速发展危害不大。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文艺不能脱离政治。 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也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停止提出文艺从政的口号,是总结历史教训,给文艺工作者创造宽松的创作环境,是对文艺工作者的信任和鼓励,是对文艺工作者寄予殷切的希望。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迅速发展,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意义更深更广,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之母。 所有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在于他们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如果忘记、无视、割裂这种联系,文艺生命就会枯竭。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自觉在人民生活中汲取主题、素材、主题、故事、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孕育自身,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之路。 《再三四项基本大纲》一文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好处、最基本的好处。 我们的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服务,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是脱离人民,是脱离社会主义政治。 江泽民同志在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合作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具体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 特别是在面临着西方各国经济、科学技术各具特点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的情况下,无论政治,都不可能脱离政治。 在文艺实务中反复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正确创作思想,多出精品,为人民贡献美好精神食粮,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鲜明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一切面向金钱,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振奋人心的旗帜鲜明,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江泽民同志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具体的阐述,意义深远。 我们必须认真了解和贯彻创作中。 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在人类的思想感情中,不仅仅是作家、诗人,也不能摆脱政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人都离不开政治,只有不同的政治。 除非人头真空,否则不是装着社会主义政治,而是装着资本主义政治,或者两者共同在脑海中搅拌,体现在行动中。 有人角度坚定,观点确定,有人左右为难。 当今世界,没有没有政治观点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政治观点的文学作品。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都存在,想摆脱也摆脱不了。 真正意义上的诗也无法摆脱非诗性因素,即政治。 张先生说《海边的杂诗》再现了时代的情绪。 这个时代的情绪包含着非诗性的要素,也就是深刻的政治。 1956年正是建国初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邓小平同志作了如下陈述。 “建国第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了。 太棒了。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巨大贡献。 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没有人会深深怀念。 主人转世的劳动者、土地分给的农民、他们的喜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人们彼此称为同志,彼此亲近,忙于革命生产工作,热火朝天。 全国到处洋溢着革命胜利的喜悦和繁荣的气氛。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产事业日以继夜,没有时间、没有报酬,社会风气正夜不闭户,这就是1956年时代的感情。 《海边的杂诗》再现这种时代情绪能摆脱非诗性因素的羁绊吗? 虽然我没有读过《海边的杂诗》,但我确信,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诗人臧克家、他的《海滨的杂诗》,决不会违背当时全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繁荣的气氛。 我确信《海边的杂诗》是诗人革命的心和时代结合而绽放的花,绝非与智慧拥抱闪耀火花。 我确信臧克家决不会摆脱非诗的羁绊,写真正意义上的诗!
张先生说:“将徐志摩、戴望舒与臧老齐名推上知名地位,否认《老马》揭示阶级矛盾。 另外,他还说《海滨杂诗》是摆脱非诗性因素羁绊的真正意义的诗。 这将把中国诗引向何处?
200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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