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V档案】熊向晖”

视频: btv文件-熊向晖绝密潜伏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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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曾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从业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从业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自本期起，我们特为您讲述“后三杰”的传奇故事，看在深入虎穴的日子里，他们演绎了怎样的惊心动魄。

妙语连珠，获得胡宗南赏识

我党从事件报从业“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曾被毛泽东赞为“一个体可顶几个师”。

1936年，17岁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服务，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特工生涯。1938年春的一天，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希望在其中挑选一点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见面时，熊向晖觉得胡宗南是在考察每一个体，于是冒出一个念头，要引发胡宗南的观察。因为此，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他故意坐而不立，只是举起右手，说道：“我就是！”胡宗南果然感到意外，瞪眼问：“贵庚？”熊向晖依旧坐着回答：“再过3个月又4天，就满19周岁。”

“熊先生为何要到本军来？”“参加革命！”熊向晖大声回答。胡宗南再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是的！”熊向晖肯定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反问道：“怎样才是革命？”“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的含义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紧绷着脸问：“照你的说法，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向晖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宗南又问：“对反革命如何办？”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与熊向晖就这么一问一答，出乎全部人的意料。胡宗南问完之后，在熊向晖的名字上画了几笔。

吃罢晚饭，有人来找熊向晖，说胡宗南要找他谈话。熊向晖不知凶吉，问还找了什么入，来人说：“只找你一个。点名时，胡先生在别人的名下有的画1个圈，有的画2个圈，有的画3个圈，唯独在你的名下画了4个圈。”熊向晖去见胡宗南。交谈结束后，胡宗南非常满意地与熊向晖握手。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向晖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向晖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党国栋梁”熊向晖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

不动声色，传播绝密情报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时间转眼到了1943年5月15日，这一天，共产国际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赶紧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明确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当时中共留在延安的正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359旅，其余的就是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形势严峻。熊向晖立即将胡宗南制定的“闪击计划”报告了联系人王石坚。党中央接到情报后，紧急磋商应对措施，于是诞生了“朱毛两电退胡军”的传奇。

“朱毛一电”是7月4日发给重庆董必武的一份急电，请他立即将胡宗南即将发动“闪击延安”的消息外传，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果然，美、英、苏等国领事馆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威胁他不得发动内战，否则立刻停止援助，弄得国民党政府极为不自然。

“朱毛二电”是朱德总司令于同一天发给胡宗南的急电，揭露：“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等等。

熊向晖7月4日收到朱德的电报后，当即送给胡宗南。胡极为震惊，看了两遍，又让熊念了一遍，紧皱着眉头说：“共产党这一手太厉害，我们的‘闪击延安’计划，他们是如何知道的？”熊向晖说：“究竟是谁泄的密，此事一定要一查到底！”

胡宗南急得团团转，拍着脑门说：“如何查，如何查？”熊向晖认真地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知道后逃跑。但从现在起，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胡宗南连连点头。

当天晚，胡宗南又通知熊出席讨论“这一仗到底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人员会议，由此可知，他当时并没有怀疑熊向晖。当晚的会议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打，另一种主张不打，一再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却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虚而入，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较高，可惜国军长时间未打胜仗，共党就推广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攻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蒋介石此时被弄得焦头烂额，心情烦乱，便同意胡宗南的建议而罢兵。一场“闪击延安”的闹剧，未经报幕，便悄然收场。

不顾个体安危，再度保卫延安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决策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通过秘密渠道请示周恩来获得同意后，1946年6月，飞抵南京办理留美手续。临动身前，1947年3月，胡宗南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自己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海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文案，画一幅草图给他。

等胡宗南一走，熊向晖便打开公文包，只见里面有两份绝密文件，一是经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一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文案默记在心。

3月3日回到西安的当日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本巷1号王石坚的家中。王石坚是西安《新泰日报》主编，在他家的地下室里，他安置了一部秘密无线电台。凡是熊向晖送来的情报，他会分秒必争地发往延安。

这天晚上，熊向晖将情报送给王石坚后，交代了一句：“胡宗南为了保密，此计划要待部队集结完毕才宣布。此时，他的军长、师长们对这个情报还一无所知呢。”

1947年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前往洛川的前线指挥所，部署进攻延安的具体方案。此时，熊向晖已无法赶回西安，将他获得的最新情报向王石坚汇报。

紧要关头，熊向晖决策冒险行事，将情报以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上书“西安‘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收”，之后命通信员送走。通信员哪知这是送给共产党的情报，只知奉命执行公务。

为保险起见，信封里，熊向晖写有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王石坚的，另一封才是写给潘裕然的，信中请潘裕然不要拆附信，迅速转交给王石坚。这是一招险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都将不堪设想，但那时的熊向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后来，当周恩来收到情报时，曾激动地称赞说：“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由于有了熊向晖的情报，党中央迅速做了多方准备，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抵达延安的第二天，在枣园毛泽东寝室的抽屉里，发现了毛泽东给他的留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再次破产。

身份暴露，人却安然无恙

1947年9月，熊向晖进入美国克利夫兰西保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不久之后，他得到消息，自己一直以来的联络人王石坚被捕叛变，将掌握的情况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报人员被捕，牵连被捕123人，

在此情况下，熊向晖推测，自己的身份应该也已暴露。当时，熊向晖是以国民党公费生的身份赴美学习的，国民政府900美元的奖学金半年一发，因为此到1948年春，被停发奖学金的熊向晖手头上的美元就用完了。无奈之下，他试着给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徐先麟居然又给他寄来了900美元。靠着这900美元，熊向晖一直撑到1948年末，这时的胡宗南已经一败涂地，熊向晖便也不好再向他要钱了。

对于熊向晖，国民党并没有对他进行深入追究，只是搜走了他在西安住所的所有衣物，并停止发放他在美的留学经费。不仅如此，在熊向晖没有钱时，胡宗南的部下还又给熊向晖寄去了美元，这不能不说是个谜。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

事件的快速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是胡宗南把这个案子故意压下来不报，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知道了这个情况，势必怪罪于他，尤其是两次攻打延安的计划被完完全全破坏。于是，熊向晖一事只得不了了之。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等三人，在收到李克农的紧急通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安全回国。

年1月31日《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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