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特殊战士，利用陈云给的两根金条开创了我党红色实业”

今年8月是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坚强的战士杨琳(秦邦礼)诞生110周年。 说起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地下信息、地下交通、地下武器运输等惊险的传说场面。 因为掩盖战线斗争是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革命战争时，隐藏战线的地下尖兵们为党开创实业经济的丰功伟绩鲜为人知。 总部设在香港的华润(集团)有限企业是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家外贸机构。 从1948年12月正式挂牌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整整70年的非凡历史。 但是，华润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8年成立的名为联和行的小贸易商号，这家商号的老板是杨琳，也是10年后华润企业的首任董事长。

杨琳又名杨廉安，本名秦邦礼，是党内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的亲弟弟。 秦邦礼1908年8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比秦邦宪小一岁。 两个人从小就在同一个班级学习。 1916年，父亲死于肺结核。 当时秦邦宪9岁，秦邦礼8岁，妹妹秦邦范6岁。 由于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一家人不得不卖掉房子，呆在族大叔家，靠农田和剩余的存款为生。 1922年，14岁的秦邦礼为了帮助哥哥和妹妹读书，主动放弃学业，到无锡复原钱庄当学徒。 不久，秦邦礼加入无锡佤业职工会，担任执行委员，与无锡党组织的高文华取得了联系。

1927年11月，进步青年秦邦礼参加了由严朴(又名严达人)率领的无锡秋收起义。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残酷镇压起义者，以暴徒之罪大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秦邦礼不得不离开无锡到上海避难，在亲戚庄千禄的介绍下开始在一家小店里当店员。 秦邦礼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由于细心聪明，很快就会熟悉和掌握店铺的第一业务，提高店铺经营的有声度。 这为他今后开展党的红色实业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护情报收集和党中央在上海负责同志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亲自指导的中央特科诞生。 1931年4月，随着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总书记相继忠心耿耿地被逮捕叛变，形势变得非常严峻。 周恩来、王明离开上海，分别去了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 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博古临危受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总责任，陈云接替周恩来成为新特科的负责人。 由于特科人员已经大部分暴露，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陈云决定启用新人，设立新的联系方式。 博古是自己的弟弟，把当时23岁的秦邦礼介绍给陈云，让弟弟参加这项工作。 这对积极接近党组织的进步青年来说非常荣幸。 陈云一边大胆录用，一边精心培养秦邦礼在实务中接受考验。 秦邦礼也不负众望，多次顺利完成任务。 1931年冬天，经严朴和顾初介绍，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时候，上海原本为党提供掩护的店铺已经不能采用了。 这是因为需要寻找进行掩护的联系店铺。 1931年的一天，在上海南京路附近的一幢无形的两层小楼里，两个男人隔着管子讨论重要的问题。 这两人中，年长的是中央特科的新负责人陈云，年轻人是秦邦礼。 陈云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两根金条交给秦邦礼。 秦邦礼这次承担的任务是以这两根金条为资本，为党建设新的秘密交通站，筹集经费。

很快，秦邦礼就用陈云给的这两根金条，在上海迅速开设米店，将无锡的米运到上海销售。 这是新特科开设的第一家店铺，有了这家店铺，党可以在租房或救出被捕者时提供保险单。 米店很快就赚钱了。 秦邦礼还开了家具店，在党组织的会议上采用。 在某党组织的会议中途突然遇到国民党警察的搜查，议员放在采用文件的家具里，拿出预先准备好的麻将，打扮成打麻将的样子。 由于家具上有特制的三明治，国民党警察没有查出任何有用的资料。 国民党警察离开后，秦邦礼借家具维修的名义，派人将家具运回家，保全了会议的重要资料。 米店和家具店一方面提供掩护党的工作人员的场所，另一方面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 秦邦礼采用滚动迅速发展的方法，在一年内开设了糖坊、南货店、文具烟草纸店。 这些店铺不仅可以作为联系方式，还可以提交保险单，救出被捕但未暴露身份的人。

为了连接上海和中央苏区的交通，保障交通线的开通，陈云又派秦邦礼到汕头开店。 秦邦礼拿着陈云给的经费，在汕头开设了中法药店汕头分店。 当时从上海到瑞金，经由香港或广东省，在汕头三河堤永定上杭汨州路线上横跨白区、半游击区、苏区三个区间。 大埔以上为水路，以下为山区，为安全起见，有时也走山路，困难可想而知。 原交通工具被曝光后，在汕头中法大药房成为党员秘密转移和档案交换的重要交通工具。 秦邦礼举办的店铺，主要是为了掩护信息发布，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接送苏区领导干部，购买苏区紧缺物资，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提供物质条件。

1933年初，上海临时中央作出决定，将临时中央的部分重要干部和机关人员搬迁到苏区，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分为三组出发。 第一次是刘少奇等，第二次是张闻天等，第三次是博古和陈云。 秦邦礼多次往返于上海和汕头之间，带着党的负责同志去了苏区。 资料显示，经由这条路线进入苏区的党员干部达200多人，其中包括林伯渠、李维汉、陈贗、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 其中护送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过程可以说富有传奇色彩。 因为李德是德国人，所以外表特征突出，在途中不断遇到盘问。 这是因为为了安全护送李德到苏区，秦邦礼需要不断地改变李德的身份。 首先秦邦礼把李德装扮成游客，乘坐英国轮船去汕头，在汕头的中法大药房安顿下来。 从汕头出发后，秦邦礼将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到大浦后伪装成传教士的样子，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戴十字架，多次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检阅，成功完成任务。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 5月31日，中央决策派陈云、潘汉年赴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找共产国际代表报告遵义会议情况。 陈云经重庆到达上海后，与逗留在上海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 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无法开展工作，指示陈云到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报告党的困境，接受以下指导: 1935年秋，陈云与曾山、杨之华、陈潭秋、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一行人乘坐苏联货轮，从上海前往海参崴，坐火车抵达莫斯科。 在他们抵达莫斯科后不久，斯大林与陈云一行先行抵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进行了会见，并听取了他们的报告。 他们一行还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礼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准备迎接共产国际代表。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原计划未能实施，中央指示秦邦礼卖掉店铺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的秦邦礼在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但由于在苏联留学的经历，组织决定让秦邦礼担任马列学院教师，教授《联共党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允许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周恩来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 克拉克和米德； 卡尔希望协商，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其赞同。 1938年1月，党中央决定派遣廖承志等人到香港建设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咨询秦邦礼，让他在香港开设企业，掩护和协助香港八路军事务所的业务。 根据组织安排，秦邦礼先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收取经费，然后前往香港。 所以，他也成为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首批成员之一。 香港八路军事务所的办事处设在皇后大道18号，主要负责以广东省华为的企业为对象，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

为了妥善保管筹集到的资金和物资，顺利运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事务所决定成立比较独立的合法企业，由该企业开设银行账户，进行仓储和运输业务。 秦邦礼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典型的儒家商派，也有在上海做生意的经历，所以后来在苏联留学，会说几门外语。 因为这笔隐性生意的任务交给了他。 经过调查和准备，1938年夏秋交往，秦邦礼召开联和行，企业设在香港干诺道，注册资金3万港币，公开业务为南北杂货经营，实质上秘密购买了苏区紧缺的物资。 联和行是华润企业的前身。 秦邦礼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中和廉安发音很接近，企业的名字和他个人的名字有关联，这个企业看起来像民营企业。 这个名字是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事务所长江局批准的。 而且，秦邦礼还有电报用的名字杨琳。 联和行的首要任务是在香港购买陕甘宁边区短缺的西药、发电机、汽车零部件、电信设备等物资，与华侨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的用于抗战物资和资金的掩护粤华企业的香港八路军事务所保持联系。

1939年3月13日，香港英国警方突然查获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粤华企业，中国共产党代表廖承志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接受捐赠和运输一事落入秦邦礼之手。 为了减轻他的负担，何香凝介绍了美籍华裔女青年黄美典礼给秦邦礼当助手。 黄美典范的父亲是美国加州商会的主席，他热情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在香港华侨界有很大的影响。 黄美典雅会说上海话，精通英语，其叔叔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有利于秘密工作的开展。 随着事业的开展，秦邦礼与黄美典礼之间相互产生了爱情，1944年中共南方局批准了秦邦礼与黄美典礼的结婚请求。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25日，香港完全沦陷，秦邦礼短时间内将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和国外，未落入日军手中。 随后，他于1942年10月抵达重庆接受新任务。 抵达重庆后，秦邦礼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香港的情况，并在重庆八路军事务所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取消除重庆和西安两地以外的所有八路军办事处。 在重庆八路军事务所工作的几个月间，由于未透露身份，1943年春周恩来指示秦邦礼以华侨身份为掩护，在华南一带继续经营西药、纱布、食盐、无线器材等商品，将延安所需物资分批运往重庆八路军事务所，合法(方法 秦邦礼回广东后，把公开名字从杨廉安改为杨琳。 从此，杨琳这个名字成了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一直沿用到去世。

抗战结束后，1946年秋，杨琳被叫到上海，接受了周恩来赋予的通过海运迅速发展海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的新任务。 完成财政任务； 培养外贸干部。 回到香港后，杨琳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企业，简称联和企业。

联和进出口企业迅速发展，是由于东北解放区间的贸易活动。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陈云、萧劲光等在南满指挥四保临江战役，使我军在东北从战术防御转为战术进攻，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陈云回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的财经业务。 东北有可以出口的粮食，但工业设备和生产原料不足。 因为这位陈云建议要想办法打通对外贸易。 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通过东北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构想，指示杨琳建设海上贸易通道。 杨琳利用过去几年在香港的关系，建设了解放区和香港的货运通道，将解放区熔铸的金条换成美元和港币，为解放区筹措了必要的物资。

1947年11月开通的香港和东北海上贸易通道，使联合企业迅速成长，人员和销售额不断增加，知名度也不断提高。

此时，杨琳等人考虑到企业已经不是他们几个身体的生意，将联和企业改名为华润企业。 中国代表中华，润取毛泽东之字，代表中央直接领导管辖，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全体员工拍手赞成。 会议结束后，杨琳向中国共产党香港工委作了报告。 经香港当局注册后，1948年12月18日，华润企业正式挂牌，注册资本金500万港元。 并且，中央决定将党在香港的广泛华行与华润企业合并，随后将党在香港的几个贸易机构相继划归华润旗下。 1950年夏天，中央决定将华润合并到香港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16个单位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杨琳担任主任，兼任华润企业董事长。

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搬到晋察冀解放区。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口号纪念五一节，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5日，旅居香港的各界民主党派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传达给解放区人民，说明五一节的 为此，中央决定利用中华贸易总企业、联和进出口企业已经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即香港朝鲜东北，掩护猪毛、大豆、毛皮等货物，秘密护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 杨琳承担了这个重任，将350多位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分四次秘密送往解放区，确保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

1952年8月，中央决定设立外贸部(今商务部)，华润企业受外贸部管辖，杨琳奉命回北京担任外贸部综合规划局局长。 1955年，杨琳被派往印度尼西亚，担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商务参事。 1961年，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筹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杨琳出任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部级)，主任由方毅兼任。 但是，由于方毅负责援越的业务，所以大多在越南，实际上对外经济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杨琳主持。 1966年，方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为了保证外经贸的正常运转，杨琳不得不每天加班，不论事情大小，都要亲自行动，参加外事活动，随时准备向总理报告情况。 为此，杨琳因一次过度劳累而住院。

1968年春天，造反派以特别嫌疑隔离审查了杨琳。 杨琳和夫人黄美典范分别隔离，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968年冬天的一天，杨琳的女儿秦文去医院看病。 秦文在华北局计委工作，她知道计委和外经贸的定点医院都是北京人民医院。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在医院里找到了住院记录。 果然有父亲的名字，欢欣鼓舞的秦文马向父亲的病房跑去。 在10人的病房里发现了父亲。 杨琳看到女儿很高兴，就对她说门外有看守，不能久留。 在认真询问了家人的情况，特别是小儿子杨伟的情况后，对秦文非常认真地说。 请记住。 我不会自杀。 杨琳告诉女儿，文革时期，自杀的人很多，死后定罪的大多是畏罪自杀、从民自杀、自党自杀，因为他的老战友已经有好几个不堪屈辱自杀了。 不到几分钟，狱警就找到了秦文，把她赶出去了。 这是家人最后一次见杨琳。

1968年12月10日，杨琳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邱会同一天召集隔离审查的干部们开会。 散会后下楼的时候，杨琳在慢慢走，有人从后面用力推了他一下。 杨琳跌倒后从楼梯上滚落，头撞到楼梯角，很快就昏迷了，被送往医院死亡。 就这样，杨琳带着特别嫌疑人的罪名，带着头部的伤，甚至带着心灵的伤，突然离开了。 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家人。 我没空跟医生说我被迫害了。

特别是因为罪名被怀疑，杨琳一家都牵连进去了。 1969年秦文去五七干学校学习。 她的哥哥和两个弟弟在新疆，弟弟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延安锻炼。 1973年对外经济委员会试图为杨琳造反，但最终没有成功。

1974年秦文回北京后，得知父亲1938年至1949年在香港工作期间接受周总理的指导，考虑给首相写信。 但是，由于首相病情沉重，秦文没有马上给首相写信。 1975年春，首相突然病情恶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秦文还是写信给周总理，要求父亲杨琳平反。 病中的总理接到信后，在医院亲笔指示“酌量”，签下周恩来三个大字，把为杨琳平反做的事交给了回归后主持国务院实务的邓小平副总理。 1975年7月，经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签字批准，杨琳的冤案平反。 1975年8月21日，外经部为杨琳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骨灰终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悼词说，杨琳去世七年了，但当我们想起他的革命精神时，并不感到沉痛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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